“高杠杆率”置海外投资于危墙之下丨焦点众议

2017-08-10 11:44 来源:网络整理

(原标题:“高杠杆率”置海外投资于危墙之下丨焦点众议)

香港首富、长江和记主席李嘉诚驰骋商场数十载,他的一举一动一直被投资者视为市场的风向标。

7月30日晚间,李嘉诚麾下的和记电讯香港发布公告称,称与Asia Cube Global Communications Limited订立买卖协议,以144.97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25亿元)现金的价格向其出售旗下和记环球电讯有限公司全部权益。

在高溢价卖掉香港业务的同时,李嘉诚在欧洲大笔买进。7月27日,长实地产、长江基建集团发布联合公告,将以414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57亿元)收购德国能源管理综合服务供应商ista Luxemburg GmbH及其附属公司。

一边抛售内地资产和香港资产,一边加码收购欧洲资产。其实,李嘉诚布局海外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早在2015年3月下旬,从李嘉诚旗下公司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就斥资约102.5亿英镑(约合956亿元人民币)收购英国第二大移动电信运营商O2。

然而,2016年底以来,中国国内监管层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连续发声,点名批评万达、复星、海航、安邦等海外投资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一时间,“海外投资”成为暴风骤雨的焦点。

自然,以李嘉诚为首的长和系近年来加码海外投资的逻辑也引来各界的关注和猜疑。对于撤资香港及内地,李嘉诚曾回应,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他认为,香港市场小,无法做大规模,投资海外只是将海外赚到的钱回报给香港的股东。

实际上,李嘉诚的海外收购与内地监管层点名批评的现象有本质不同,即收购资金的来源。

以“保守”著称的李嘉诚从商多年来一直让自己手中有充足的现金流,收购海外资产所用杠杆率较低。从商业的角度出发,他看好国外市场,通过抛售国内物业,获得庞大现金储备作为海外并购的资本并无不妥。相比之下,通过加入巨大杠杆、内保外贷等方式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就是将银行以及国家的金融安全立于危墙之下。

以万达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万达在海外的第一笔收购——26亿美元收购全美第二大院线AMC以来,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其使用资金的杠杆率已经超过70%。

固然,中国企业“走出去”符合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并购国外的先进技术也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但在这一过程绝不可不对“非理性现象”加以限制,特别是从银行风控、政府监管的层面。

近日,商务部回应“万达集团在海外投资”问题时,再次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敲响警钟,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而中国财政部也在近日要求中央和地方国有集团说明其海外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并在事前评估其中的政治风险,同时执行更严格的审计机制。

今后,海外投资财务上的可行性将成为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

当然,除了投资资金的杠杆率外,海外投资和并购的风险还存在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模式等。针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海外并购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众多政商界人士也认为企业要规范自身,防范风险,将企业战略与国家布局相连,关注一带一路倡议。

何亚非: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紧紧地跟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做到“五个对接”

“高杠杆率”置海外投资于危墙之下丨焦点众议

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

中国企业“走出去”,总的来说,要紧紧地跟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认真学习国家的发展战略,跟上国家的发展战略,要跟上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跟我们的大国梦同步走。具体讲要做到“五个对接”。

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企业到国外去合作投资,必须要把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所在国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要找到接合点,否则投资项目不可能实现。

文明的融合和对接。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会形成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社会规范。如果企业走出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不把不同文明优秀的部分结合起来,就要摔跟头。

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相互之间的对接。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时,要考虑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当地企业的文化如何实现对接。跟企业文化有关的是社会责任,在国内要有社会责任,到其他国家投资也要有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

与华人华侨对接。我们在世界各地有6000多万同胞,特别是在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和往西走的古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都有大批的华人华侨,这些同胞是我们重要的战略资源。

与政府、产业、研究机构学者的对接。与这三者对接好了,对企业大有好处,特别是可以减少很多风险。因为我们企业走出去有很多风险,如政治风险、投资风险等,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企业要抱团发展,形成合力,单打独斗往往力量不够。此外,与研究机构及学者的合作要跟上,智库建设要跟上。比如规避风险方面,企业可以请研究部门研究一下所要投资国家和地区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并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做到胸中有数。

林桂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了一个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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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

民企海外投资的热潮是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融危机后境外企业亟须资金,二是西方国家政府放宽了对中国企业投资领域的限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壮大和国家战略、政策的支持等。

2015年到2016年对外投资增速很快,但是一些监管措施没跟上,部分项目风险较大。现在对外投资额下降是合理的,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非理性投资就是违背市场规律、投机性强的投资。特别是一些企业对外投资并非自己主业的项目,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倾向。

秦朔:海外非理性投资主要是企业的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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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媒体人秦朔

具体到海外非理性投资,其实主要是企业的自治问题。

从政府角度看,最近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的表态高度一致——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动作,尤其支持企业投资和经营“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同时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警告非理性投资不是最近的事。去年12月初,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就在联合加强对外投资监管,公开答记者问。当时的说法是,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徐奇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价值链延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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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际司国际经济问题顾问徐奇渊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格局,也是国内市场生态环境的一种外化。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国内市场受到了国有企业的挤压、生存空间极为有限,这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去的。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则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有的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有的原因则令人啼笑皆非。

从短周期来看,由于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流加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当中也隐藏了一部分资本外逃。例如2017年3月,就有高层警告某些企业借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转移资产。

和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最终需求驱动)、日本模式(生产成本驱动)相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价值链延伸”的特点,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于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这样的特点,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都有不同的含义。

曹文炼:每个政府都有责任监管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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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

中国政府并非不鼓励海外投资,只是正对此类投资展开适当监管。考虑到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所存在的风险,政府有责任控制和防范风险。这可能让外部世界感觉中国政府正在劝阻海外投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认为每个政府都有责任监管企业的行为——确保他们的借贷和其它行动符合国际法律。我仍然相信,很多国家现在将中国视作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

用通俗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人有钱了,他就更容易挥霍财富。因此从中国政府和我们的内部智库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收紧企业的腰带,并提醒他们在投资时变得更聪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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